7月9日，在2026新京报贝壳财经年会金融大会“金融强国：驱动产业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围绕产业需求变迁与金融工具变革，从重资产金融到轻资产金融展开主旨演讲。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人民银行行长做出我国金融结构发生历史性拐点的判断，提出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调控升级的方向。”李礼辉认为，我国产业升级正在驱动金融需求从重资产金融主导向轻资产金融主导的结构性变迁，因而金融供给必须深化结构性变革。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
产业需求迭代升级从“重资产”走向“轻资产”金融
在李礼辉看来，产业金融需求分为间接融资主导，注重抵押的重资产金融，和直接融资主导，注重企业成长价值的轻资产金融。支柱产业是重资产金融当家，轻资产金融配套，这些支柱产业包括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产业、传统的能源产业等。
支柱产业金融需求特点鲜明，企业资金需求体量巨大，从几亿、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同时具备持续性需求特征，很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看似期限一年，实则长期成为企业运转资金，短期贷款呈现无期使用的状态。
支柱产业融资高度依赖实体资产抵押，以厂房、土地、设备等价值确定的有形资产作为融资担保，同时依托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模式，依靠核心企业信用辐射上下游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信用圈。
李礼辉指出，支柱产业金融以间接融资为主，涵盖项目贷款、票据、保理、贸易融资、套期保值、跨境金融、保险金融等定式金融服务，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直接融资仅作为配套补充。
过去5-10年，我国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集群，逐步实现商业化量产，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产业构成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催生全新金融服务模式。
新兴产业金融需求随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生命周期动态变化，需要全方位接力式金融融资，兼具开发性、生产性、资本性、周转性多重融资需求，同时高度依赖专属风险对冲工具，以及投行业务支撑。
未来产业初创阶段核心资产为技术专利、实验数据、核心团队等无形资产，难以变现，成长阶段无形资产则成为核心竞争壁垒，这类产业高度适配以直接融资为核心、以投行业务为枢纽、以风险分担为补充、以传统金融为配套的轻资产金融模式。
金融供给适配转型推进资源配置全面革新
“从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到未来产业，产业需求全面从重资产金融主导转向轻资产金融主导，亟待金融供给开启全方位结构性变革。”李礼辉表示。
首要是推动货币政策工具从数量型向价格型深度转型。数量型工具直接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价格型工具通过利率调控资金成本，间接调节货币需求与信贷供给。
李礼辉提到，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与政策体系基本完善，已具备货币政策工具转型的成熟条件，可将价格型工具转为常态化调控手段，将数量型工具作为补充与风险兜底手段。
货币政策转型重点聚焦三大重点，一是完成短期利率制度闭环，缩减隔夜正逆回购利率区间，压缩利率波动空间，提升短端资金利率确定性，推动临时隔夜工具常态化，新增常备隔夜逆回购品种。二是增加应急流动性工具，设立极端市场情景下的系统性风险应急流动性工具，补齐流动性调节短板。三是构建离岸+在岸一体化人民币生态，将离岸金融从零散试点升级为制度化安排，打造离岸金融枢纽，设立境外央行专属人民币回购工具，允许境外央行、国际组织、主权基金以中国国债抵押，实现境外人民币流动性顺畅变现。
“金融供给变革的核心是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从失衡走向均衡。”李礼辉称，我国按照社会融资增量口径计算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重，2021年为0.66：1，2024年为0.81:1，2025年为1.03:1。直接融资首次超过间接融资，标志着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但结构性短板依旧突出，适配支柱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需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扩大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的总量占比。
深化制度底层革新适配轻资产科创企业
“金融供给结构性变革的根本，是推动金融制度从重资产金融模式向轻资产金融模式根本性转型。”李礼辉称。
现有金融制度根植于重资产金融逻辑、风险评估等规则，均适配传统制造业、房地产业，无法适配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轻资产、高创新、高不确定特征。初创期科创企业难以达到传统金融机构准入标准，科技风险补偿基金、科创保险等担保产品覆盖面窄，无法有效对冲科创产业风险缺口。
现行《商业银行法》以稳健经营为原则，限制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证券经营及实体企业投资业务，仅保留三类例外场景，分别是通过理财子公司投资债权资产、投资特批国家级产业基金、通过投资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试点。现有制度框架下，轻资产科创金融发展空间受限，亟须针对性制度突破，重构适配科创产业的金融规则体系。
李礼辉提出，首先，建立风险分担和收益分享机制。依托中央财政搭建政策性风险分担基金，对接央行现有政策工具，为民营企业、私募股权机构发债提供征信支持，代偿部分投资损失，降低科创企业融资门槛。推行科创投资与科创信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模式，统筹债券与贷款管理。
其次，有针对性地降低轻资产融资资本要求。商业银行通过子公司对未上市科创企业投资的风险权重高达1250%，资本占用极高，严重制约科创金融投放。为此，商业银行需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分类施策，下调轻资产科创融资资本占用标准，放宽金融机构科创投资比例管控，适配科创企业发展特征。
最后，优化金融机构问责制度。当前严格的问责体系，导致银行、保险机构对初创期高风险科创业务趋于谨慎，从业人员不敢拓展轻资产金融业务。需明确责任边界，建立“失职必追责、尽职可免责”的清晰机制，培育耐心资本、长期资本，鼓励金融机构深耕科创领域，以金融供给革新全面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徐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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